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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陈忠平在《跨太平洋的华人改良与革命》中利用鲜为人知的北美史料与新的网络分析方法 ，探讨了1898至1918年间北美唐人街的改良与革命运动如何影响中国政治变革及跨太平洋华人社会改造 。下文为近代史学者 、历史作家李礼对作者陈忠平的专访 。
从“汤化龙遇刺案”说起
李礼：你在涉足康有为、孙中山相关研究领域之前 ，尤其是早期在未踏足北美之际，专长在于经济史方向的。比如你在2023年出版的《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中 ，主题上与你早期的经济史研究更为接近 。那么究竟是怎样一个特殊契机 ，促使你将目光投向康有为 、孙中山以及全球华人网络这一宏大课题的呢？听闻你的研究缘起与你所在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发生的一起历史事件——汤化龙刺杀案紧密相关，我们特别希望听你聊一聊这本书背后的写作缘起 。
陈忠平：这本书实际是我个人30多年来在中西历史学界进行学术求索的结果之一，但它的写作契机也有偶然性。我是“文革”之后通过高考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的第一届学生 ，属于“七七级 ”。我们那一届实际是在1978年春季入学 ，所以我在1982年继续攻读南大历史系硕士，所学的专业就是明清经济史 。从1984年到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之后 ，我在国内学术期刊发表了20多篇学术文章 ，基本是围绕明清时期的经济问题展开的 。当时南京师范大学因我成果较多，已经决定破格晋升我为副教授 ，但我还是下定决心 ，前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并在此后决定暂时离开明清经济史研究。
我在当时离开中国并离开已经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 ，我当时觉得国内在理论层面的研究比较薄弱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更是以原始资料的搜集 、整理和诠释为主，有限的一些理论分析模式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另一方面 ，说实话 ，我当时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现状一直不太满意，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除了在论文和专著中堆砌原始资料、缺少理论分析之外 ，很少讲述“人的故事 ” ，作者本人和读者都觉得枯燥无味，阅读很多论著如同嚼蜡 。
所以 ，我到美国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之后 ，研究方向也有所扩展转变，开始关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社会政治史 ，特别是近代中国商会的历史 ，关注其中的理论问题和人的故事。这种学术选择也并非完全脱离了我原来的研究兴趣和背景，就像你刚才提到的 ，我所做的商会研究 ，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和经济史密切相关 。那本关于商会的书，最初是我的博士论文 ，经过十多年修改后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在2011年出版 。到了2023年 ，这本书也在国内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我自己的译本，中文版题为《商会与现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在那本书中，我除了通过历史资料分析发展新的网络理论之外 ，也尽量讲述了从上海到江浙乡镇商会商人精英领导、成员的人物生平 ，他们与清末民初政府 、与其他新旧社团 、与大众社会从地方到全国的互动，他们对于当时改良、革命 、民族主义运动 、经济现代化的介入等历史故事 。那本书中有专门关于清末商会介入工商实业活动的一章 ，但我还是主要从社会政治角度进行分析的 。其中对于历史数据的处理也多以统计表等简单明了的方式呈现 ，避免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盛行的繁复史料引证方法。
另外还要补充一点，其实在1990年出国之前 ，我在国内除了从事明清经济史研究之外 ，也进行过政治史方面的研究 。比如说，我在南大攻读硕士期间就最终完成了一本通俗历史人物传记 ，其中的主角就是明代早期的爱国清官和领导北京保卫战、抗击蒙古南扰的军事领袖——于谦 。那是我最早写于1985年的一本小书 ，后来在2007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发行。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后来到了美国 ，我对社会政治史的兴趣其实一直都在延续。但是 ，真正转向海外华人研究，尤其是对孙中山 、康有为这些政治领袖在海外活动人物的关注，确实还有一些偶然因素在内 。
我在美国取得历史博士学位之后 ，首先进入了位于加拿大东部蒙特利尔市的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历史系任教 。麦吉尔是在加拿大历史最为悠久的老牌大学 ，号称加拿大的哈佛大学，我在西方的教学生涯就是在那里开始的。当时这所大学有一个特别的教学安排 ，要求我开设一门关于“全球华人史”的课程 。在此之前 ，我也做过一些关于美国唐人街相关的历史研究，但真正系统地研究华人历史 ，还没有尝试过 。正是从那门课开始 ，我逐渐了解相关的学术成果和理论方法，开始了海外华人历史的研究。
但是 ，我对于华人历史实际进行文献研究和社会调查还是因为我在2001—2002年在安大略省的特伦多大学(Trent University)临时教了两个学期课程的原因 。这个大学较小 ，位于多伦多东北方向的一个小城市彼得堡路(Peterborough)，大概在两个城市之间驾车需要两小时左右 ，但我居然从学校得到一笔基金研究当地华人历史 。在我开始有关文献调查之初 ，我很失望，因为华人在1892首先到达该地，到1951年只留下50多人 ，似乎没有研究价值。但我的进一步研究发现 ，这个小城市以李氏和谭氏为主的广东移民居然在1892年与1951年之间开设了15家洗衣店 、13家中餐馆，另有杂货店 ，而且他们与多伦多、温哥华以及台山 、开平的同宗 、同乡集团都有密切联系 。所以 ，我仅用了2002年暑假开始的一个月搜集史料，做田野调查 ，就在后来发表了四篇学术论文 ，分别从史料实证、跨文化 、种族关系 、跨国不同角度探讨当地华人的历史 。这些以彼得堡路华人为中心的四篇论文为我后来从事全球华人史的研究和教学以及写作《跨太平洋的华人改良与革命》奠定了一个坚实基础。
在2002年，我来到位于加拿大西部温哥华岛的维多利亚大学任教 ，这种研究兴趣也进一步加强 。维多利亚这个城市在北美华人史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 。从19世纪中期开始 ，它曾经是中国移民、特别是从中国香港和美国广东移民进入今天称为加拿大的唯一通道，也是加拿大最早建立唐人街的地方。这个城市在当时拥有加拿大最大规模的华人社区 ，直到大约1901年之后才在人数上被温哥华的唐人街所超越。由于维多利亚的这一历史背景 ，我顺理成章地以当地唐人街为焦点，继续深入做海外华人历史的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我偶然地发现了一个发生在维多利亚的历史事件 ，有一位清末民初的重要政治人物——汤化龙 。他是清朝末年的一位宪政改革家 ，武昌起义时是最早转向反清革命的改良派领袖，也曾在民国初年担任北平政府的重要官员。令我震惊的是 ，他在1918年竟然在维多利亚的唐人街被暗杀 。这个暗杀事件中存在许多未解之谜 ，引发了我强烈的研究兴趣 。汤化龙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都主张宪政改革，而暗杀他的凶手则是维多利亚的华侨理发师王昌 ，也是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党员。王昌在成功刺杀汤化龙之后开枪自杀 ，所以国民党将他追认为烈士，并给予了首次党葬的礼遇 ，后来被安葬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旁边 ，墓地修建得非常精致 。
这桩刺杀案中存在大量未曾破解的疑点 。首先，王昌在行刺成功汤化龙之后当场自杀 ，但他是否有同谋？第二 ，这一行动是否得到了国民党高层的默许或指挥？第三，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人为何视汤化龙为仇敌，要除之而后快？第四 ，汤化龙为何来到北美 ，出现在维多利亚？这些关键问题从来没有被系统地梳理和回答，学者关于此事的说法似是而非 ，缺乏深入的学术研究。我觉得这一案件完全值得写一本专著来探讨 ，因此特意前往渥太华的加拿大国家档案馆，查阅关于汤化龙遇刺案的警方调查材料 ，尤其是加拿大司法部的相关档案 。令人遗憾的是 ，我发现司法部的有关调查档案居然已被抽走，仅有一个空空的卷宗 ，不知何人所为？出于何种原因？由于最原始的加拿大警方调查卷宗无法调阅 ，哥伦比亚省档案馆只保存了一部分资料，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我进行深入研究的可能性 。
不过 ，我在渥太华加拿大国家档案馆查找资料的过程中 ，却偶然发现了其他一些史料，例如康有为、孙中山等人活动的历史档案。后来，我又发现汤化龙与康有为 、梁启超等清末以来立宪党人的联系 ，并在民国初期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矛盾日益激化的资料 。结果 ，我决定将汤化龙刺杀案放入康有为改良派与孙中山革命党的跨太平洋关系中进行讨论 。所以，这本书从康有为在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到达维多利亚并在次年从加拿大创办保皇会写起 ，直到孙中山的国民党因恢复民国宪法和国会的政治斗争失败 、转向使用暴力对付军阀和政敌、导致汤化龙刺杀案在1918年发生为止。
汤化龙（1874—1918） ，字济武，汉族 ，湖北蕲水（今浠水）人 ，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民国时期政治家 、法学家。
历史研究如何写出“高级故事 ”？
李礼：我注意到你最近出版的两本书 ，尤其这本书里 ，只是把网络理论作为一个分析的框架，呈现出来的仍是叙述式的讲述 ，是理论跟历史事实间的融合 。作为一位学者 ，你是如何理解历史写作的？
陈忠平：我经常和我历史课上的学生开玩笑说，英文的历史就是history，在Hi后面就是story ，所以历史就应当是故事 ，就应当有历史事件的情节和细节，有历史人物的言谈举止 、血肉思想 。但在英文历史一词中 ，story前面又有 hi ，应该念作high，说明历史是高级故事 ，高于一般的故事 ，因为它还涉及理论分析，也就是说 ，历史故事及其史料编排是理论的基础 ，理论则是故事内容的总结和升华。
所以，我认为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应该就是讲故事 。《跨太平洋的华人改良与革命》主要涉及康有为和孙中山 ，书中不仅讨论了他们的个人背景、政治活动 、思想意识 、他们各自在广东的故乡及其与粤籍移民的同乡关系等问题 ，还提供了他们的两人长相、穿着 、身高等信息 。国内拍摄关于孙中山电影的时候，一直无法找到孙中山的身高资料，但我的书用他的个人文件显示他为1.66～1.67米。
由于康有为在海外游历中留下许多诗歌文章 ，我的书进而使用了这些资料描述了他的所见所闻 、个人感情和心理活动 ，比如他初到维多利亚的观感，此后横穿加拿大的见闻 ，先后两次隐居维多利亚附近煤岛期间的喜怒哀乐等等 。但是 ，康有为留下的文献有伪造的部分，他的形象也被中国近代史学者过度贬低或拔高 。所以 ，对比他与加拿大警察报告等史料 ，可以发现一些戏剧化的真实历史，如他自称主持维多利亚的光绪皇帝生日庆典 ，但实际当天是在海上划船游弋；他在海内外宣传宪政改革甚至女权主义 ，但又挪用华侨给保皇会的投资进行豪华旅游甚至纳妾等个人营私的活动，并追求宪政会内的个人独裁。
该书对于历史事件的描写包括康有为对于清朝政府暗杀的防备和报复 ，他和门徒对于孙中山进行暗杀的策划及其改良运动因一场谋杀案造成的内讧 ，还有国民党在旧金山暗杀名记者黄远庸、在维多利亚刺杀汤化龙 。在汤化龙案件中，我使用了档案 、报纸等史料，但也借用了侦探小说的写法 。除了按照史料描述杀手王昌追击枪杀目标 、然后当场自杀的戏剧化情节之外 ，也对他是否曾有同谋、行动目的 ，以及汤化龙游美动机等历史之谜一一进行了仔细探索和解答。但我详细分析汤化龙谋杀案的目的还是在于揭示当时国民党从恢复民国的政治斗争转向暴力对付政敌的历史性变化 。
我认为历史研究第一步就是要给读者讲故事、最好是精彩有趣的故事 。我为什么在1990年出国赴美留学后从明清经济史转向社会政治史研究？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主要限于搜集 、排比 、堆砌史料，定性或理论分析薄弱 ，定量研究不尽可靠。最近我已经回去做明清环境经济史 ，但希望讲其中人与自然、政治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的互动，从活生生的人的角度 、 从他们实际生存情况来揭示当时的社会变化 、经济变化、环境变化。
但如我在上面所述 ，历史研究又不仅是叙述故事 ，它还应该升华为理论分析，总结为概念 ，这才可以为其他研究提供启示 。在我1990年出国以前 ，国内学者写的论文和著作大多没有结论这个部分，用原始资料将历史现象叙述完毕就结束了 。现在国内学者的论著大多有结论部分 ，但通常都是把内容总结一下就完了 ，并不将其中的发现抽象为概念，总结为理论。
我在国内的网站看到有些读者评论我的这本书，认为不必运用网络理论 ，仅凭其中扎实的史料也同样可以讲述很好的故事 ，并认为网络研究权威专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对我书中的网络理论分析“怪异 ” 。这些评论实际反映了数千年来中国传统史学的延续 、局限及其对目前学术界的影响 。
实际上，历史研究并非一定需要运用理论 ，在编纂史料 、考订史事的基础实证研究就是如此。中国史学源远流长 ，即使我们不谈孔子修春秋，左丘明著《左传》 ，就从西汉的史官司马迁开始 ，中国史学发展也有两千多年了，并没有特意发展或运用理论 ，直到近代梁启超等人才从西方引进历史进化论等史学理论 。 在此之前 ，中国历史学家主要从事文献编纂、史料考据等实证研究工作，没有进而将他们的发现抽象为概念 ，上升为理论 ，但他们并不是没有历史思考之后的看法或想法 。司马迁说得很清楚，他的史学研究志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他所说的天人之际的关系 、古今之变的规律 、一家之言的道理 ，就可以上升为理论概念 。但是你真的把司马迁《史记》 打开来看，他在什么地方用抽象的概念总结了天人之际关系、古今之变规律 、一家之言道理？他没有这样做 ，在每卷之后的“太史公曰 ”类似评论 ，基本就是该卷内容总结，与我们现在国内学者论著的结论部分十分相似 。
为了理解司马迁关于天人之际关系 、古今之变规律、一家之言道理 ，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史记》通读、自己体会 ，但后来的中国传统史学家所关注的仍然是其中的结构和内容，而不是从中抽象出理论概念。所以 ， 《史记》作为二十四史的鼻祖 ，对于其他所谓二十三部正史的主要影响不是司马迁关于天人古今的一家之言思想，而是纪表志传的体例结构 。
司马迁的例子充分说明史学理论的两个重要性：
首先 ，史学理论的抽象描述功能 ，也就是用简洁 、精炼的概念来高度抽象地描述复杂的历史现象 。换而言之，在讲完一个历史故事之后，可以将它的复杂内容总结成很简单的几个字成语或一句话的概念 ，这样读者就易懂易记 ，不必将故事的细节全部通读。例如，革命 、现代化、资本主义这些概念就有这样的理论功能。
其次 ，史学理论概念不仅可以抽象 、精炼地总结 、概括一个具体的实证研究或历史故事 ，还可以使得这个历史故事或具体研究更有广泛的学术和社会意义，对于类似实证研究或了解类似社会现象提供启示 。为了这个目的 ，实证研究的成果就要总结成简洁精炼的概念才能运用于其他研究 ，起到举一反三的启发作用，不能举出一个故事的无数细节例证 ，让其他研究者模仿抄袭 。
再以我自己的两本书为例：《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首先发展了新的网络理论概念抽象描述、概括了近代国内商界和其他领域新式社团的发展导致的社会整合及其与政府互动对于改良 、革命 、民族主义、经济现代化的影响。这一理论概念运用于《跨太平洋的华人改良与革命》 ，帮助解释了改良和革命团体如何改变了海外华人与祖国 、与所在国及其与跨太平洋同族群体的关系 。所以， 这两本书分别将其中的内容总结概括为近代中国和海外华人社会的网络革命 ，或国内新式社团与海外华人政党分别推动的社会政治关系的空前程度组织制度化 、扩大化、多样化及其网络成员的互动强化 。
总之 ，我认为历史研究除了使用史料讲真实的故事之外，还需要讲理论，讲中国人从历史和社会研究中发展的理论 ，不能光抄袭西方理论。当然我们也可以运用西方的理论 ，但还是要建立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于外来理论概念进行检验 、修正和完善 ，这样中国史学就会有希望 。 但中国学者从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之后到现在 ，大家基本引进西方理论，没有或很少发展出自己研究基础上的理论概念 。这种情况在五四前后思想比较自由的时代及后来国民党加以文化控制的时期都是如此 ，在现在的大陆 、台湾、香港甚至于海外的华人学者中也如此。
当然 ，在国内学者和外籍华人学者中，也有将实证历史研究上升为理论分析的例子 ，如黄宗智所写的《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与乡村发展》 ，就引用并修正了美国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的“内卷 ”(involution) 的概念，现在在国内已经成了很流行的词汇 。他后来又说这个翻译不准确 ，代之以“过密化” ，主要用来解释江南地区人口增长造成的压力，导致江南农民个人劳动生产所得下降，只能维持1350年到1988年前600年的生存经济 。但我现在对于明清小冰期江南环境经济史的研究发现 ，江南人口增长对于经济造成的负面压力在清朝中期以前并不存在 ，这种“内卷化 ”或“过密化 ”的概念只对在此之后一个历史阶段有解释用处。相对而言，生态网络概念可能对于这600多年间江南农民在此气候不利时期将中国传统农业推向最高水平但又在以后走向衰落提供更为全面的解释 。这也说明网络分析是解释社会和自然普遍联系现象的更为广泛适用的研究方法 。
《跨太平洋的华人改良与革命》（Transpacific Reform and Revolution: The Chinese in North America, 1898-1918）英文版书封。
社会网络理论的修正与发展
李礼：在你的学术见解中 ，网络理论能够展现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无处不在的普遍联系 ，这一理论对于克服中国历史研究里碎片化的弊端功效显著，尤其在促进中国史与全球史有机融合的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就围绕你所著的这本书而言 ，你在运用网络理论开展研究时 ，积累了哪些心得？
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 ，将社会科学理论引入历史学研究领域 ，犹如一场“冒险之旅”，虽有机遇 ，但也伴随着风险 。当运用恰当 ，这些理论能为历史解读注入强大动力，可一旦处理不当，套用社会科学理论去阐释历史史实往往也出现牵强附会的解释 。我们留意到 ，在诸多海外华人移民相关论著中 ，基于人际关系的社会和商业网络受到了格外关注。你提到近年来，针对非正式和人际性的海外华人网络研究遭到了不少批评甚至反驳 。这些批评和反驳主要是从哪些方面展开的呢？对此你如何看待的呢？
陈忠平：在历史研究当中 ，是否需要运用理论及运用哪种理论 ，还是需要根据史料分析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而且也不能期望任何现存的理论十全十美、可以随意套用 ，还要根据实际史料的分析加以修正 、补充和完善 。例如 ，在中国近代商会研究之中，国内的先驱学者主要是研究上海 、苏州、杭州等单个城市的商会 ，所以他们可以主要使用组织分析的方法。但我的《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一书涉及200多个江浙商会及其与清末民初政府 、其他社团从地方到全国的关系 ，无法使用组织分析的方法对这200多个商会进行单独或综合分析，所以转向网络分析 。《跨太平洋的华人改良与革命》一书涉及更多海外华人个人 、团体及其与祖国、所在国及其同族群体的跨国 、跨文化关系 ，所以也只好使用网络分析方法 。
西方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发展一种网络理论 ，但它主要研究人际关系。我在《跨太平洋的华人改良与革命》一书的《中文版序》中提到，现在西方研究社会网络的最权威的学者是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他最初就是以研究人际关系与工作市场知名的 ，但他的论证说起来也很简单 。 比如说在中国找工作 ，如果你父亲或一个亲戚朋友是一个什么官员，马上可以给你安排个工作 ，但在西方工作市场就不是这样的 。马克·格兰诺维特认为 ，亲戚朋友关系确实是强关系，但还是很狭窄的一种社会关系 ，他们得到的关于工作市场的资讯都是比较有限 ，而且重复的。但在社会组织和工作场所等环境中，点头之交是弱关系 ，但人数量大 ，分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可以给你提供丰富多样的资讯 ，容易帮你找工作 。这是他最有名的一个研究成果 ，叫《弱关系的力量》 。他为我的两本英文原著都写了赞词推荐，就是因为他也意识到用网络分析人际关系的局限性，而我的研究进而涉及中国近代商会 、海外华人改良派和革命党的组织制度化关系。
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 ，斯坦福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琼·巴特勒·福特（Joan Butler Ford）讲席教授 ，社会学系教授。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嵌入理论和弱连带优势理论提出者 、经济学“引文桂冠奖 ”得主 。
对于这种传统网络分析方法，恐怕是我批评得最激烈 ，我在《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一书的《英文版序言》和《前言》指出 ，这种以人际关系为主的网络分析有几个弱点：
第一，它把人际关系与组织制度化的关系人为地分开 ，这是为了研究方便 ，并不符合社会涉及 。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实际上人际关系与组织制度化的关系是没法分开的。亲戚关系来自家族组织 ，同乡关系也来自行政区划 。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学 、同事原来并不认识 ，都是通过学校、工作单位等组织机构才发展出私人感情和人际关系的
第二，传统网络分析难以反映关系的变化 ，特别是变化的动力 。如果两人之间有亲戚关系 ，永远就是强关系，但这种关系是怎么变化的呢？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仅仅关注这两个人的紧密关系，不去看离婚 、再婚 、分家等组织制度化关系的变化 ，就很难解释之中人际关系变化及其原因。所以 ，我修正了传统网络分析，强调把人际性关系与组织制度化关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这样就更全面 ，而且可以看到关系变化及其私人之间和组织之中的互动力量 。
在吸收、批评传统网络分析的基础之上，我的两本书都强调：网络的力量和意义在于其中的关系制度化（即关系的规范化、组织化 、以及正式化等过程） 、超越人际层面的关系扩大化、卷入不同人物和组织的多样化 ，以及这些网络成员之间的互动强化 ，及其为社会和历史变革提供了动力 。比如说分析英雄与群众的关系，传统中国历史强调英雄创造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史学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文革 ”之后的历史学家又强调英雄与人民群众的“合力”推动历史发展，但我觉得这些都是片面或简单的说法。实际上 ，历史上成功的英雄与人民群众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 ，也可以说是互动网络 。他们只有通过良性互动才能产生推动历史发展的互动力量 。如果没有这种良性互动，英雄就是孤家寡人，无能为力；如果普通民众脱离英雄领导 ，就是乌合之众 ，只会造成社会混乱。
李礼：记得我和卢汉超教授聊时发现他也有类似观点，就是强调所谓英雄人物跟群众的互动 ，从这个角度去解释历史 。
陈忠平：中国从过去到现在的学者都有很多好的想法 ，其实可以把它上升为理论 。像梁漱溟 、费孝通他们都谈到一些关于社会网络的想法，但是中国学术界有一个很奇怪的一种现象 ，光是用只言片语将观察到的现象加以直观描述 ，很少把这些想法变成一种理论。如果需要理论，就从西方学者的论著中寻找套用。我无非是把关于中国或海外华人的社会关系史料加以研究 ，将研究成果总结提炼成一些概念 ，把它上升为理论来分析中国及海外华人社会政治关系变化 。
李礼：“离散社会”这一概念已被用来翻译英文的“diaspora ”,在华侨史乃至全球史研究领域备受瞩目，其源自希腊语 。不过 ，令人眼前一亮的是 ，在你的这本著作里，特意强调了与之不同的见解，将相关英文概念译为“华人散播族群 ”。这种新翻译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另外 ，从你的专业视角来看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关于华侨社会及其网络的研究发生了哪些显著的变化呢？
陈忠平：海外华人研究 ，如果说长远一点看 ，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
第一个阶段是华侨研究，也就是对于保持中国国籍 、暂时侨居外国、终将叶落归根的移民研究 。这种研究主要关注华侨与故乡祖国的联系 、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联系。他们也可能生活在西方社会 ，但受到民族歧视 ，无法归化为公民，甚至于在外国出生的后代也不能得到平等待遇 ，所以不愿认同西方文化 ，仍然保持中国文化 。这是早年的华侨研究，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二战前在北美 、澳大利亚等国的华人移民实际情况 。
第二阶段是特定国籍的“华人”研究 ，如美国华人研究 ，发展于二战之后。这些华人移民及其后代已经通过归化为所在国公民或因出生于所在国，成为这些国家的公民 。在英文中，华侨的概念原在英文中译为“overseas Chinese ” （或Chinese sojourner） ，但现居新加坡的王赓武先生首先使用“Chinese overseas ”来指这些外籍华人 。北美所说的Chinese American Study（美国华人研究）、Chinese Canadian Study（加拿大华人研究）反映了类似的学术演变。这种研究主要关注这些外籍华人及其后代与所在国社会的关系 ，包括族群同化 、歧视 、反歧视的关系 。这些研究中的很多北美学者连中文都不懂，基本上用美国、加拿大的英文材料研究这些华人和当地社会 、政府的关系 。这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战以后海外华人历史的实际变化 ，直到现在还对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在国内出现位于北京的“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 ，并出版《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期刊，就反映了这两个阶段的历史实际和相关学术研究。
第三阶段的学术研究是关于Chinese Diaspora或者是我所翻译的“华人播散族群研究 ” 。这个新的学术潮流试图突破中国“华侨 ”和外籍“华人”研究中囿于祖国或所在国的民族-国家框架限制 ，从跨国和跨文化的广阔视野来考察海外华人的历史 ，实际反映了他们全球化的迁徙经历和多重文化认同关系 。至少从20世纪中期开始，美国社会学家就使用Chinese Diaspora这个英文词语研究“华侨 ” ，描述他们与犹太人相似的被迫离乡背井 、侨居海外、遭受歧视但心系故国的悲惨经历。但从20世纪末的有关研究更为正面地强调华人移民的成功跨国迁徙经验、跨文化的多样文化创造及其与祖国 、所在国 、同一族群的全球性联系 。
但是 ，国内学术界将Chinese Diaspora这个英文词语翻译为华人离散社会、华人离散族群 、华人流散族群等等，并不完全和准确 ，其中部分原因是译者误以为英文单词“Diaspora ”起源于希腊语名词 ，最早用来描述流散世界的犹太移民 。实际上，英文单词“Diaspora”起源于古希腊语的一个动词 διασπε?ρω (diaspeirō)，原指植物种子播散出去 ，生根成长 ，所以用来描述希腊移民从本土迁移到海外，在海外发展。到了犹太史里面 ，它有了名词的含义 ，描述犹太人失去他们的祖国耶路撒冷，被迫流散到世界各地 ，但仍然保持与祖国在文化和精神上的联系 。一般而言 ，流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确实保存了他们的希伯来语和犹太教等文化传统，而且很多犹太人互相通婚 ，不与当地人联姻 。总之 ，这个名词表示这些犹太人从他们失去的故国被迫分散到各地，但是同时又与他们的祖国 、族群、文化保持联系。但是 ，即使在英文中 ，“Diaspora ”作为一个以大写字母“D ”开头的名词，专指犹太移民及其散居国外的状态之外，也还有表示他们及类似移民被迫迁徙的含义 ，这在一般英文字典中都是如此 。所以 ，它仍然保留了希腊词原有的植物种子或跨国移民“播散”之意，特指犹太移民被迫离开祖国 、散居外国 、遭受歧视的悲惨迁徙方式 。
所以 ，使用离散社会、离散族群 、流散族群并不能准确译出这个英文词“Diaspora”及其希腊词根和犹太史用法的原意 ，尤其是其中动词的意义。特别的是，“华人离散社会 ”是个形容性的名词 ，可以用“离散 ”表现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现象 ，但没有迁徙的动词成分，而且“社会”这个词可以描述特定社团 ，如秘密社会 ，也可以指国家或其他更大 、更泛的人类群体，不够严谨 。离散族群、流散族群更为接近英文“diaspora ”的名词含义 ，但也没有其中动词的意义 。
正因如此 ，我考虑到“diaspora ”在有关希腊词根 、犹太史 、英文中兼有的动词和名词含义，把Chinese Diaspora翻译成“华人播散族群”。严格地说，播散和族群之间还要划一个破折号 ，因为播散表示他们迁徙到世界各地 ，族群表示他们仍然与自己同族的群体、祖国、文化保持联系。所以，“华人播散族群 ”兼有动名词含义 ，也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概念 ，既指华人移民播散世界各地，又指他们跨国和跨文化的多种族群联系 。
在《跨太平洋的华人改良与革命》一书的《英文版序》中 ，我将“华人播散族群 ”定义为“跨越文化和国家边界的华人播散（迁徙）及其与祖国 、所在国和同族群体保持互动关系的散居华人（移民）” 。当然 ，这本书主要不是讨论海外华人跨太平洋迁徙，而是关注他们的改良和革命运动如何改变了他们与祖国 、所在国及其同族群体的关系。
从地方史到全球史
李礼：你进入北美时 ，夏威夷大学历史系已故教授本特利(Jerry H. Bentley)是你的导师之一 。他是一位闻名世界的全球史学者 ，而你所研究的领域，尤其是北美华人跨国历史研究 ，与全球史也紧密相关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写作 ，你在全球史研究方面有哪些见解？全球史的研究视角为你研究北美华人跨国历史带来了哪些独特的启示？在全球史的框架下，历史研究和写作呈现出怎样不同的面貌？通过全球史，你对近代中国的研究和思考这些年有了哪些改变？
陈忠平：我在浙江大学出版的《丝路文明》2020年第5辑曾发表一篇文章 ，题目是《郑和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与多元文化的世界网络》 ，对于这个问题有系统地论述。全球史主要是从西方发源的，所以西方中心主义比较严重 ，其中主导的理论就有问题 。
作为早期的全球史主要理论之一 ，现代化理论主要是从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发源的，强调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必须接受欧美式的现代化的道路 ，放弃它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接受西方的现代文化 。 这种西方中心主义曾在20世纪后期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当时一部风行的纪录片《河殇》就反映了这种观念 ，甚至将黄河、长城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都加以抨击。但现在 ，大家又觉得儒学等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化也有很好的重要推进作用 。
目前全球史盛行的是世界体系理论，在中国学术界仍有很大影响 。它强调从16世纪开始 ，就形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 ，其中核心就在西方欧美国家，其他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是边缘，受到欧美核心国家的控制和剥削 ，另外一部分是两者之间的半边缘国家 ，包括从核心下降的或从边缘崛起的国家。尽管这是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意在批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于全球的控制和剥削 ，但它过分强调500多年来欧美核心国家对于世界经济的主导 ，反而成了一种西方中心论 。
西方也有学者将这个世界体系理论加以改造，强调亚洲或中国中心论 。 例如 ，贡德· 弗兰克主编过一本英文论文集 ，已经翻译为中文，题目是《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 ，认为单一的世界经济体系已经存在5000多年 ，不是从16世纪开始的500多年，但在其中的核心主要在埃及到中国的亚非国家 ，西方在近代之前处于边缘。但有什么证据说明5000年世界经济体系一直存在呢？弗兰克举出的一个例子就是丝绸之路。弗兰克的专著《白银资本》进而强调白银是维系这个世界体系的纽带 ，这一贵金属主要流向中国，所以也可以证明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 。
实际上，体系就是一种具有紧密 、等级关系及由核心 、边缘构成的网络 ，但网络可以指更为松散的关系和微弱的联系 ，所以兴衰不常的丝绸之路和在世界局部流通的白银资本更应该看作为松散的网络，而不是严密的体系 。无论就严密的体系或松散的网络而言 ，这世界在500多年或5000多年也不仅只有一个。例如 ，中国从汉代开始的延续数千年的朝贡体系就是亚洲和印度洋世界的制度化网络之一 。
因此，在《郑和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与多元文化的世界网络》一文中 ，我就强调用多文化的世界网络概念来代替单一的世界体系概念 ，这样可以反映从古到今、从地方到全球的多种大小不等的世界性关系，包括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 、 以南亚-东亚为枢纽的佛教文化网络 、以西亚为中心的伊斯兰教文化网络、以近代欧美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等等 。
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 ，我们在研究全球史的时候 ，很多人对于研究对象有误解。他们认为一定要研究涉及整个世界或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问题，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才是全球史 。在《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1期发表过一个长篇文章 ，题目是《维多利亚 、温哥华与海内外华人的改良和革命（1899—1911）》，其中结论部分提出地方史应该是以某一特定地方为中心的研究，而不是以地方为限制的研究：全球史应该是关于大小不等的世界性联系的研究 ，而不是以整个世界为单位的研究 。所以 ，我认为地方史、国别史 、全球史不应当分得那么清楚。研究地方史与更广阔的世界的联系也可以是全球史， 但全球史的研究也可以深入 、深化到地方史的层次 。 比如说 ，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 ，好像是世界性的事件和全球史的研究 。但是这两次世界大战总有一个特定地方的源头吧。如果突破欧洲中心论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就不是在1939年才在波兰发生 ，而是1937年的卢沟桥 ，甚至是1931年的中国东北 。从卢沟桥和东北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既是地方史 ，也是全球史 。这样的研究既可以拓宽地方史 ，也可以深化全球史。
李礼：所以维多利亚、温哥华，都是你全球网络研究很好的支点 ，从这个角度来讲 ，《跨太平洋的华人改良与革命:1898—1918》这本书也是一部全球史作品。
陈忠平：是的， 《跨太平洋的华人改良与革命》的《前言》就指出：这本书以加拿大西部的维多利亚 、温哥华以及从英属哥伦比亚到墨西哥的北美西海岸为焦点，但又突破传统地方史的局限 ，将这些地方城市或地区的华人政治运动与包括中国 、日本、东南亚城市在内的跨太平洋华人改良和革命结合起来分析它们的联系和互动 。
如果我给年轻学者一些忠告的话 ，我认为最好从研究你熟悉的地方历史开始，比如你熟悉的家乡历史事件 、人物 ，然后把这些地方历史现象与全国 ，甚至全球的历史变化联系起来 。这样研究的长处是：一方面你对所研究家乡的历史很熟悉，可以搜集到他人难以得到的史料 ，并作非常深入的分析；第二 ，你如果能将家乡的地方历史研究透彻，并与更大范围的历史变化联系起来 ，不光你家乡人会感兴趣 ，家乡之外的人也能受到启发，也会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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